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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求合法性
发表时间:2005-05-11 18:00:19 作者:本报记者 董月玲 点击:
  青县,位于河北沧州地界,东西跨大运河两岸。

  四月,把我引到青县的是它的“新模式”。

  “手里没米,叫鸡都不灵。”青县的县委书记形容基层干部曾有的尴尬和无奈。

  2002年,青县试点并推广了一种村治“新模式”,这个模式被不少学者和官员称之为“青县模式”。

  中国社科院《农村经济绿皮书2004—2005年:中国农村经济形势分析与预测》中,有一个专题专谈青县模式。

  “青县模式”新在哪?

  青县的干部回答得很直白:“共产党也要过民主关!”

  社科院农村问题专家于建嵘高度评价青县模式:“为中国共产党在施政方式和施政能力的提高上,做了非常好的探索。所以,它的意义不在于简单的村治上。”

  “实行这种新法儿后,当干部的想尽一切办法,实行民主”

  在大勃留村办公楼里,我见到韩之忠等村民代表。这个村以韩姓居多,上千口人。

  大勃留村的《村民自治章程》规定:村民代表由全体村民选举产生,每5-15户选出一名代表。

  村民代表要“讨论决定本村的发展规划和年度工作计划,重大建设及新上工副业项目的大宗开支”。村内所有收支票据,须经村代会民主理财小组定期审核。对贪污受贿、以权谋私、群众意见大的村干部,村民代表有权提请村代会研究,经村民讨论决定,进行撤换……

  我问他们:开会花时间,不耽误干农活、做生意吗?爱当这个代表?

  “爱当!”村民代表韩之忠大着嗓门道,“俺是15户村民选的,这是信任,俺是代表他们来开会;在会上有什么意见可以提,为咱村,多干点好事,不好吗?”

  大勃留村现有43名村民代表,他们称凡有重大事情,几十口人坐在一块商议。

  “一个村子,能有什么重大事?”我问。

  “怎么没有?像建生态文明村,搞规划啦,这就涉及到家家户户的利益……”

  村民代表讲“新模式”实行以前,村里脏乱得不像样子。污水、粪水流满地,排水不畅,一到下雨天就互相打架。主街、小街道两旁,全是私搭乱建的违章小房,挤得没法过车。村里家家户户门口都堆着柴火垛子,头上就是乱七八糟的电线。“着火,都没法救,全村要水没有。往年,村里一年怎么着,都得着十几把火。”“这柴火垛子,几百年就这么搁门口。老娘们做饭,到门口抱捆柴草就得。你叫她搬村外头,这事很难办。要是没村民代表支持,根本推不动。”村民代表韩世达讲。

  韩世达在村里算是个老板,办了家门窗厂。他讲现在农民跟过去不一样了,现在这地是我的,我想干吗你管不着。

  “原来我都不想在这村里住了,我可以住县城。为什么?太脏、太乱,没人管理,没人收拾。你看现在这村,虽然不比城里,照过去比,强多了。”

  听说他当上村民代表后,掏了3万来块钱支援村里。我问:你当代表,不会只掏钱吧?

  “村里哪儿有问题,我就提出来。”“以前不可以提吗?”

  “提?向谁提?你向当官的提,他喝醉了,你谁啊?没渠道提,而且提了也没用。你就是有心,有力,钱给谁?以前有了不满,只能个人生闷气。‘新模式’的好处,就是有组织有依靠,有意见有地儿说去。”

  “说了,不听,咋办?”我追问。

  他立马从椅子上直起身子道:“不听,我再组织大伙说去,开村民代表大会讨论,大家都不同意,这事就给否决了。再干,也就不合法!”

  别人也接着话茬道:“我觉这事行,就举手同意;不行,就不举手,不盖章子。”

  “什么章子?”我以为是什么“公章”。

  结果是每个村民代表都有一个自己的印章,是县里统一刻的。“不盖不行,你说你没同意,将来村民有意见,有你盖的章子在。凡是经村民大会同意的决议,就有一定的法律效力了。”

  干部收买村民代表怎么办?我举了个例子:某地的村干部想卖村里的地,为了让村民代表同意,村主任就领代表们外出旅游。

  “你们村能保证不出这类事?”

  韩之忠的嗓门更高了:“俺一分钱不拿,他们又不给俺开工资。能当上代表,也是俺那15户村民选的,为什么要跟他们同流合污?”

  “我们什么也不要!”别的代表也信誓旦旦地道。

  “不管怎么说,实行这种新法儿后,当干部的想尽一切办法,实行民主,透明度确实高了。”

  “以前,村民跟村干部矛盾积累太多,最主要的原因就是什么也不公开。”

  村代会里设有理财小组和民主监督小组。章程规定,村里的财务开支,会计记的账,支书签了字的,都得经理财小组审核,然后上墙公布。

  韩世达认为这么做,能制约村干部干坏事。“别处有的村干部,就跟土匪一样,吃喝嫖赌占全了。像我们村,有村代会这层组织在,有理财小组在,他们就不敢。你白条子来了,是不合理的花销,就给你抽出来,就不签字,不给报,看你咋办?”

  “万一他们假借名目,乱花钱呢?”

  “这个理财小组,都是村里有头脑、精明的人。你说你买了什么,拿出来大伙瞅瞅。村代会如果真把它的权力发挥出来,还真能起到监督两委班子的作用。两委好了,就能推动村子的发展。”

  他们总结道:新模式,让村民代表有了真正的决策权、监督权。

  他们指着坐在一旁的村主任道:“村干部再想干点儿偷偷摸摸的事,不好干哩!”

  “村里任何事,都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否则,不具有合法性”

  韩志华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他是大勃留村现任党支部书记和村代会主席,42岁,曾在北京当过兵,在沧州工作过。

  “这么跟你说吧,那会儿,我每次回村都感到特压抑、沉闷。一进村里,感觉就好像死了一样!”

  村里盖了3层办公楼,楼起来了,没人管,所有的门窗都没玻璃,楼内到处是垃圾、粪便。村里一共欠国家几百万元贷款,欠村民67万。

  “村班子都健全,拿着高工资,可没人干事,吃喝玩呗。一是不作为,另外,也干不起来,工作推不开。老百姓怨声载道,但没法儿。”

  韩志华说自己先是经党内选举,当选村党支部书记。“40多个党员,我才跑了一两票。好多人当时并不了解我,为什么选我?主要是对老班子不认可,是对他们的否定。”2003年5月,经村民代表选举,韩志华当上村代会主席。

  平时,他以村支书的身份主持工作;有事需决定,再以村代会主席身份召集村民代表开会。

  “上任后,村里没一分钱,那也得干事啊。我个人先拿了4万块启动。”他介绍道。当时,全村男女老少都出工,连80岁的老头子都出来干活。把街面收拾出来了,柴草垛子搬出村,光是违建小房就拆了80多间,有个浴池盖时花了两万多块,也拆了,眼下村里正在修桥。最后,村里一些老板,给村里捐了13万块钱。

  我问韩志华:“你说你廉洁,老百姓也得有个渠道知道你清白;假如你吃了回扣,占了村里的便宜,老百姓知道了,会怎样?”

  “村里人,看人看得很透,眼睛亮着哪,处处盯着你。我们的理财小组和监督小组,走一笔钱,报一笔账,都一项项审查,然后上墙公开;你要是以权谋私,民心就没了,以后,想干吗也没人听你的了。另外,村代会也可以罢免你。”

  去年年初,村里事多,招待费也多,餐费拿到村代会上讨论,不合理的开支不给报。韩志华说他一年工资一万,去年只拿到8千,被扣掉两千块餐费。

  村干部每天早上开例会,这周村里开过一次村代会。韩志华和村主任一样,反反复复地强调:什么事,须经村代会表决,同意了,才合法。

  “前不久,我们想把村外集体种的树包给个人,现在村里没什么收入,花钱雇人管理也不一定管好,这事上了村代会,结果被否决了。”

  代表们说,这树基本成活了,不用太管它。你要包给个人,近旁的路,这两年会不会扩建?如果修路,就要刨树,刨树就得给补偿,明明是集体种下的树,让个人拿钱落好,不公平。

  韩志华双手一摊:“看看,我们就没想到这些,好多事都是这样。”

  村班子刚成立,干部们热情地向村民提出大干:硬化路面、绿化乡村、整治街道、修桥等等。村民代表“梆”地来一条:去年,村南边那片洼地,下雨涝了好几百亩,你们村班子,是不是先组织人修条排水沟,把排涝问题解决了。结果,村委会就去找人,挖了一条2500米的排水沟。“村民代表对你们工作影响大吗?”我问韩志华。

  “很大!”他立刻答道。

  两年干下来,韩志华说原先设想的事,基本都办到了。工作起来很顺畅,没什么牵制。现在,最大的压力就是发展的压力。

  他又提到村里招商引资建中药厂的事,图纸设备早弄好了,但快两年了,还引不进来,村代会上有争议。

  “你是村代会主席,开不开会,还不是你说了算。”

  “不开不行,要形成决议,必须由村民代表盖章子,签字才有效。”他再次强调:我们村班子都有这种意识,村里任何事,都必须经村民代表大会通过,否则,不具有合法性。是好事,早晚会通过。

  “你现在和村主任是个什么关系?”

  “配合关系。”村主任负责具体办事,像要种树了,他就去安排人,然后领着种。“村民代表决定事,村主任具体操办事,那还要你这个支书干吗?”

  韩志华的神态刹时变得肃然,口气挺深沉地道:“灵魂呵!”

  “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

  金牛镇党委副书记张贤明,人很健谈,说话爽直。金牛镇共32个村,大勃留村是他包的村之一。

  上世纪90年代,他也当过村支书。“那时候,支书是一言九鼎。我们村修路,有房在前头挡着,做工作做不通,我就开上铲车,铲了他的房。”

  “这么霸道也行得通?”

  “现在再这么干,就不行!人们的民主、法律意识都增强了,而且政策环境也不允许。”

  实行“新模式”后,干部们到底有哪些转变?张贤明归纳如下:

  以前,是干部个人说了算,这事你看对了,你说了算;看错了,你也说了算。现在,你考虑的事,经两委班子认可,拿出一个方案,放到村代会,让代表们说到底对村里有没有利,只有有利于大多数老百姓的事,才可能通过。

  “一者是,取得一定法律效力;二个是,取得老百姓同意,他们才会支持你,帮你工作。实行了这套法儿,像大勃留这样的村,确实发生很大变化,村容村貌变了不说,人的精神面貌也变了。可以说,99%的人心基本稳定。”

  “99%,你是怎么得出这个结论的?”

  “我包他们村,来过多少次。在车上、在街里,听老百姓议论,跟老百姓交谈。曾经有人到他们村,在街上随便拉人问,都赞同。”

  我问张贤明:在你们乡,要是村支书还是个人说了算,老百姓又能咋地?“‘新模式’搞得好的村,老百姓有意见可以提出;搞得不好的村,用老百姓的话说,我不理你那碴儿。比如,你想拆临街违建,想扒我房,我就不搭理你,你就不敢扒。硬扒,我就去告你,干部也没法儿。”

  他的结论是:以前干部的领导方式、作风,早已不适应今天的社会环境了。

  “村民自治,也不是不要领导,领导到多咱都得有,都是核心,问题是怎么个领导法。你老是站在老百姓之外,指手划脚的,现在他们可以不理睬你。你得想法儿融进去,让老百姓觉得你跟他们是一伙的。更不能闹对立,顺应民意,才得民心。”

  突然,他的话题一转,语调稍显低沉地道:“现在,当乡镇干部,也难了!以前,只管上传下达,对领导负责,让领导满意就得。现在,得考虑村民代表的意见,协调方方面面的关系和利益,难当了!”

  “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现任青县县委书记赵超英,有多年农村基层工作的经历。

  自打农村实行“大包干”后,他们这些基层出身的干部,最明显的感受是:农民“不听话”了!再后来是干群关系紧张,上访农民越来越多,大部分村子“两委”之间闹矛盾。

  赵超英的另一发现是:现在,农民不仅仅是土地的主人,还是他自己的主人;过去只有一个脑袋,如今人人都有自己的脑袋。

  “对社会来讲,这是一种深刻的变化,也是一种了不起的进步!”可是,这种情形下的农村该如何治理?赵超英说他一直绷着思考这根筋。青县模式,历经了漫长的探索过程,最后在一个村的刺激下,渐渐成形。

  这个村叫时楼村,曾是青县有名的乱村、上访村。整个村分南院、北院。南院人多,选票多,当干部的自然多,得到村里好处也多,像去村办纸箱厂上班等。北院人少,当干部的少,受益也少。两院冲突愈演愈烈,北院上访告状不断,他们告南院,也就是告村干部村务、厂务不公开。闹到后来,村民们提出“坚决分村”。

  赵超英回忆说:“我们派工作组下去,问题并不像村民反映的那么严重。找来找去,我们找到了病根:实际上,就是个政治参与问题。”

  好歹想出一个双方都能接受的办法:召集一个政治协商会,南院、北院的人都参加。可协商会成立不足月就散了,原因是两边人说不到一块,而且这个协商会也不合法。“我们又从现有的政治资源上找,《村委会组织法》提到成立村代会,但这个村代会是一个没什么实权,由村委会召集,非经常性的组织。我们要做的是,怎么让村代会由虚变实,真正把农村管理的实权赋予村代会。村民自治是个基本法,以前,我们把载体放在村委会上,对村代会认识不够。”

  “全县乃至全国,干群矛盾、两委矛盾,为什么那么尖锐?实际犯的都是一个病:就是四个民主落实不到位。”

  赵超英搬着手指说:四个民主是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过去,我们只落实了一个,就是民主选举,直选之后就算完事了,并没有真正实现其它民主。实际上,这是民主的空壳化。”

  他打了个比方:就好像设计一部机器,光有发动机,没有刹手;或者只有刹手,没有发动机,机器都不可能正常运转。在长期探索的基础上,他们设计出一套村治“新模式”:村代会作主,党支部依法领导,村委会办事。

  再具体点说就是:凡村代会通过的事,不论对错,都得照办;党的领导,不是高高在上的领导,不具强制性,抓大放小,主要抓民心,起到领导核心作用;村委会与村代会的关系,不是上下级,不是政治同盟,而是监督与被监督。

  农村选举到目前为止是第6届,有人说是越选越乱,但赵超英不这么看,他认为在青县是越来越好。

  “过去,因为政治参与渠道不畅通,有话没地方说,平时民间的政治主张没办法表达,惟一参与的机会就是选举。所以选举中,老百姓的表达是随意、无序的,是在借选举之机,发泄过去的积怨,所以才造成选举的混乱。

  “平时就有表达的渠道,参与的机会,该表达的表达了,该发泄的发泄了,没了积怨,就能够理性地处理村里的事务。”

  青县于2002年试点“新模式”。2003年全县推广。

  谈到效果,赵超英轻松地说道:“对那些乱村、上访告状村,用这个法儿治,特别灵。”

  青县县委提供的数字:全县农村信访总量2003年比2002年下降11%,2004年又比2003年同期下降了26.8%。2003年以来,全县有37个上访村自动息访。

  “过去,干群关系剑拔弩张。现在,老百姓自己的事自己作主、自己定,就是定错了,也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子。有的农民就说了:自己的事自己管,错了也没得怨,我还告谁去?”

  赵超英去曹寺乡胡甸子村,一个老乡对他说:“以前吧,村干部说了,行也不行;现在,村代会说了,不行也得行!”这个村个别人欠了多年的土地承包费和农业税,经村民代表做工作,结果两个半天就交齐了。

  “在现在的农村,道德的力量还是非常强大的。一个村住着,最怕得罪老乡,最怕被人戳脊梁骨。村民代表大多是家族长式的人物,或是村里管事的,像红白理事会的总理。他们算是村里比较优秀、脑子灵活、办事公道、有号召力的人。

  “当上村民代表是一种政治荣誉,能做明白人、体面人、理事的人,这在农村很重要。家里有个红白事,得有人到场,人越多越好。在农村,家里老人去世,假如没人去,那可是最大的耻辱。

  “从某种程度上说,村民敢得罪村干部,但没人愿意得罪村民代表。”

  “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青县村级组织规则》中有一条:村支书要竞选村代会主席,威信低、形象差、能力弱,未能当选的,一般要调整。实际上就是,竞选失利的村支书,要引咎辞职。在青县,约有85%的村支书当选。

  有人对此不理解:村代会是村民自治组织,干吗非让村支书掺和进去?也有人评价甚高,说这正是“青县模式”破题之处,有胆量、有智慧,是忧党、忧国、忧民之举。

  中国社科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于建嵘认为:青县模式,不仅解决了村治模式问题,而且解决了共产党生死存亡的问题,解决了基层党组织退化问题。他说:“共产党必须有基层政权,必须有政权意识。”“执政党必须树立接受人民群众的认可和巩固人民群众基础的观念。”

  青县县委组织部王副部长:“村支书为保证自己当选,会自我约束,体现民意,赢得民心。竞选,他不仅要过党员关,还要过村民代表关。”

  赵超英说:“老是向老百姓伸手要,要钱要命的,群众对干部十分不满,矛盾越来越激化。”他直言不讳地指出:“两委”闹矛盾的实质,是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矛盾。

  《中国共产党农村基层组织工作条例》规定:村党支部“讨论决定本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中的重要问题”,“领导和推进村级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支持和保障村民依法开展自治活动”。因此,不少人以为,村里的大事小情,都应是村党支部说了算,其他村组织,只要尊重和执行党支部的决策就得。“村委会组织法”和中央有关文件规定,“村里的大事,尤其是与家家户户切身利益密切相关的事情,都要经村民大会和村民选出的代表讨论,不能由少数人说了算”。所以,村委会不与党支部研究、协商,就可召开村民会议决策。

  “在这种体制框架内,两委不出矛盾才奇怪呢。党支部、村委会,都争着为民作主。现在好了,让老百姓自己作主,你们一块合作干事,想办法让老百姓满意才行。”

  但也有些人,抱着老黄历不撒手:“党,就是一把手!就是老大!就得说了算!”

  县委书记说:“他们根本不了解现在下边的情况。别忘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你老站在外头,自以为自己是老大,可人家都不听你的了,你咋办?不直面现在的社会环境,太缺乏竞争意识、忧患意识。”

  组织部副部长说:“你得直接融入民主中,才能学会领导民主。怎么领导?就是依法领导。村代会是个新载体,党的领导要渗透到村民自治组织中,而不是游离在外。在法律框架内,靠协商、合作、民主、法治的方式、方法领导。”

  采访中,赵超英的一番话,颇有深意:

  “过去,党的权威靠实力,靠对生产资料的掌控;现在,党的权威靠同意,也就是民意。大伙同意的事你才能办,你才有权办,这才是权威的合法性。”

  我问他:作为县委书记,用了新法儿后,最大的感受是什么?

  赵超英眉开眼笑地回答:“老实讲,以前我不知道哪块云彩会下雨,真的不知道。因为农村处于一种极度不和谐的状态,稍有风吹草动,就可能出乱子。

  “现在,我不敢说绝对没事,但可以肯定,凡是‘新模式’落实到位的村,基本上没事。就是有事,也能自己消化、解决掉。因为,它们已经有了自愈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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