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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鸿:我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
发表时间:2015-07-04 16:38:01 作者:admin 点击:
梁鸿:我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
 
 

 

 

 

 

    屈一平

    2010年至今的四年里,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教授、文学博士梁鸿以自己的家乡——河南一个村庄为原点,以“我在”这一近似纪实的写作手法,讲述一个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真实的农村。同年11月出版的《中国在梁庄》获《亚洲周刊》2010年度非虚构类十大好书、2010年度人民文学奖、“2013年度新浪中国好书榜·年度十大好书”等奖项。

    由花城出版社于2013年4月出版的《出梁庄记》,是梁鸿《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姐妹篇,先后获得第二届南方国际文学周非虚构写作大奖、2013年度《光明书榜》入选书籍、“2013年度中国影响力图书评选·非小说类获奖书目”等荣誉。

    “凝视深渊过久,深渊将回以凝视”——采访梁鸿的前一天,梁鸿的好朋友、邓州老乡、青年翻译家孙仲旭先生因抑郁症自杀。这句尼采语录出现在孙仲旭早期的微博里。

    梁鸿说自己一整天都在难过,回想起2011年《中国在梁庄》刚刚出版之后的一年,非常失败的灰色绝望的情绪,虽然不及抑郁症的程度,但她能理解孙先生“凝视深渊”的感受。

    “我被吸进去,被一种旋流深深吸入进去。”《中国在梁庄》的成功给予梁鸿更多光环,然而,梁庄的深渊却依旧。她形容自己被那道深渊裂缝处透出来的微弱光束吸引,继而再度回梁庄,凝望深渊,在2013年出版了《出梁庄记》,然后再离开,再回去。

    梁庄有一条河叫做湍水,小时候,梁鸿和儿时伙伴们踏着这条河去学校;中学时代,她会逃课对着湍水发呆一整天。

    那时候,芦苇荡在风中荡漾;那时候,成群的野鸭在河里嬉戏;那时候,河面上的天空蓝得真实……

    见到梁鸿是在北京初秋的九月,她正细心给窗前那盆绿萝浇水。她依然每年回梁庄,尽管现在的湍水,没有芦苇没有鸭子没有清香泥土没有宁静炊烟,然而,有关梁鸿自己的故事,犹如湍水中心的波纹一样,一圈圈推出去,愈推愈远,愈推愈清晰……

    梁庄像一个深渊吗?

    “我一边挣扎,一边徘徊,一方面希望能看到深渊更深处,一种恶之花一样的流淌,哪怕是一种黑暗的虚空呢,也要看一看。另一方面可能自己受不住又跑了,过一段时间又回来,还是能从中找到什么。”梁鸿说。

    2012年11月,《出梁庄记》一书付梓后,梁鸿再次回到河南邓州,每天早晨,没有任何目的地沿着湍水,漫走。

    两年前的2010年底,她的梁庄系列第一本书《中国在梁庄》在国内好评如潮,登上中国十大好书排行榜。彼时,梁鸿也是这样“奔”向村庄,在湍水河边一遍遍寻觅答案。她形容那是一种“难以摆脱的失败感”,梁庄的农民生活没有丝毫改变,而自己收获了名和利之后,全身退出。

    湍水,在梁鸿的书中多次提及。《中国在梁庄》中, 她引用《水经注》的话,“潭涧滋液,极成甘美,云此谷之水土,餐挹长年”。记忆中,湍水两旁曾经开满奇异的菊花。

    围绕着湍水的清澈至混沌,宁静到嘈杂,梁鸿的生活就此展开。

    梁的童年就在湍水河边的梁庄小学度过,6岁,母亲得了脑血栓,在上世纪70年代末,每年近千元的医疗费对一个农村家庭,意味着贫穷。

    然而,家乡邓州古风淳朴,家家户户以读书写作为荣。热爱书籍的父亲总是省出钱来,给孩子们购买在乡村较少见到的连环画。在《中国在梁庄》中这样描述,四五年级担心影响学习,“父亲便用竹子和硬纸糊了这个顶棚,上面还扔着至今让我们心痛的连环画册……”回到家乡的梁鸿也试图找寻儿时的记忆,找到的是失望。

    “我不甘心,又拿棍子用力捣顶棚,也没有连环画册掉下来,反倒是成堆的灰尘‘簌簌’地往下掉,里面夹杂着无数的老鼠屎粒。”《中国在梁庄》中的描述写实而朴素。

    说起父亲,她第一次开怀大笑:“他是个浪漫的农民,作为一个农民,又浪漫,注定要受苦的。”当时还不到四十的父亲爱唱戏不爱种地,属于“不安分守己”的农民。

    在《中国在梁庄》里梁儿时玩伴菊秀的讲述,透露出如父亲一般有理想的农民的悲哀。书中,菊秀叹口气说:“现在想想,世界上最坏的东西就是理想,不是想保持这点理想,我能过得这么差?”

    6个孩子的家里,梁鸿排行老五。母亲在她初三那年去世,负债养家的父亲忙于生计,常常都忽略了家里这个“爱哭的老五”。

    有一天,父亲看着已经和自己肩膀一般高的梁鸿,感慨地说:“哎,都长这么大了!”梁鸿形容自己当时处在一种自我漫游的状态,比较封闭、边缘。

    一个15岁的花季女孩,开始学着独立思考,唯一的“伙伴”就是门前那条奔流不息的湍水。放学后,她总是等到别人离开,才磨磨蹭蹭地走出教室,一个人顺着湍水的河畔回家,二里多地的路似乎并不漫长。

    蔚蓝的天空、缓缓流淌的河水、栖息水面的野鸭、扑朔迷离的芦苇荡——“我很擅长发呆”, 她几度大笑,仿佛在说别人的故事。

    那些阳光灿烂的日子里,她悄悄逃学,面朝湍河,紫丁花开。夕阳西下,再沿着河流揣着内心某种感伤,回家。尽管在外人听来多少有些感伤的故事,在梁鸿看来,都是明亮、宽广的底色:于人生,于写作。

    那条梁庄孩子心中纯净的湍水,25年后再度出现在《中国在梁庄》中,令人吃惊——

    村子的坑塘(水塘)有的消失,有的变成肮脏的死水。小学校门口的标语被人改过,“梁庄猪场,教书育人”。那从梁庄后面流过的宽阔的湍水,清澈优美,现在变成了乌黑发亮的工业废水和城市建设的原材料基地。

    以文字打败忧伤——对当时那个青春少女来说,写作成为最浓墨重彩的一笔。一种乡村少女的情感寄托沿着河中心一圈圈晕染开来。当时,老师每周布置一篇周记,她写两篇,尽管由于文风另类,梁的作文没有一篇被当做范文在全班朗读,然而,仅仅一个红色的“阅”字就足以令她满足半天。

    “学费超过100元就没法上了。”至今她牢记姐姐当年说的话。15岁那年,梁放弃了上高中升大学的梦想,考上南阳第四师范学校。对一个母亲去世担负生产队欠款家庭的孩子来说,每年50元的学费,每月有18元钱29斤粮票,“就是天堂了”。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待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但真实。

    这几天,她正在忙着整理初中的日记本,那些塑料封皮花花绿绿的本子上,工工整整写满了年轻的骄傲,记者看到其中一页中间一行写着:“将来我要当一个作家。”

    梁鸿豪爽地大笑:“那时候,根本不知道什么叫做作家呢,都是不自知的。”

    “水教给我粘合卑微人生的平凡哀乐”——沈从文曾经在《自传》中说,写小说是河水告诉他的。16岁的梁鸿,在师范学校第二年暑假,坐在湍水河边,读到沈从文的《边城》,其中的惆怅,那种震撼,至今依然无法忘怀。

    与同样上世纪70年代出生那一代相比,1973年出生的梁鸿,从未享受过城市中同龄人与父母家人相伴长大的时光,更多的时候,她一个人面对自己。

    上世纪90年代初,与城市一片下海创业的时代大潮相反,19岁的梁鸿和如她一般的乡村师范毕业生一样,成为镇中心小学的一名乡村教师。

    梁鸿的处女作,是在镇广播站播出的,有人从广播站听到了她的名字,奔走相告。那是一篇散文,梁鸿隐约记得文字呈现的碎片景象:天空中飞舞的塑料袋,乡村孩子欢呼的身影。

    乡村小学的回忆全部关乎自然:黄昏时分,孩子们各自回家,一个19岁的女孩面对窗外,看着黄昏一点点暗下去,“那时候是我最自在最开心的时光”。

    然而,命运似乎要锻炼一下这个刚刚成年的孩子,那一年期末考试,梁鸿不识时务地指出校长几个明显的失误。很快,镇教委来了一纸调令,让她离开这所小学,到20里路外更偏僻的小学任教。

    在那个偏僻的小学,物质的贫穷丝毫没有影响到梁鸿的内心,相反欣赏梁鸿的校长给了她更大的起舞空间:骄傲地请假去镇里买刚刚出版的《百年孤独》,暴雨之后打着赤脚,看着雨在身边迅速飞过,晚上听杨树哗啦啦被风吹过来的声音,与自然对望的时光,安静且充足……然而,19岁的寂寞和孤独挥之不去。内心与自然,看似矛盾地相伴,映出梁鸿少女独特的底色。

    “那两年的底色对我之后用之不尽。”梁鸿现在回忆起来,这辽阔的底色给予自己那三年的时光如同恩赐:满满三四本笔记本,其中仅仅1994年3月至6月就写完一个日记本,后来整理下来发现有3万字,记录了那时的安静和孤独、笃定和沉静。

    那时候的她和城市之间,相隔甚远,不是路程,而是内心。

    然而,底色并非主打色调,镇小学成为梁鸿在乡村真正意义上停留的最后一站。在她后来的成名作《中国在梁庄》中,她描写过一位她的师范同学霞子,至今还在镇上小学教书,选择的生活和她已经完全不同。

    1997年进入郑州大学读研,终于进城了,梁鸿依旧维持着三点一线的个人世界节奏,宿舍食堂教室,很少买衣服很少逛街很少好奇,城市于她依然遥远。

    2000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师从鲁迅研究专家王富仁教授攻读中国现当代文学专业的博士学位。2003年毕业,在中国青年政治学院中文系任教。

    其实,近20年来每年的寒暑假梁鸿都会回家,每当有了人生重大事件发生之后,迷惑的她也是选择回到梁庄。

    然而,毕竟个人的生活已经在北京,与梁庄的距离,并不是一次次的回归可以缩短为零的。有时候,那仅仅是回归,已不是存在。

    “其实每次回去,最初那一刹那,大家都很陌生地看着你,那一刹那对我刺激还是比较大的。你觉得你回来了,大家看到你还是会陌生。”梁鸿冷眼看自己和梁庄的关系,手术刀一般剖析,哪怕是痛楚,也是真实的。

    《中国在梁庄》出版4年来,当初的写作动机,被各类媒体解读为对农村的责任感,以及对现实生活的虚构无趣使然,面对记者,作为文学评论家的梁鸿坦言,自己并不认同这一说法。

    “当时写这本书,是学术的烦闷吗?”

    “也不是,我一直说,我没离开过,回梁庄是我自己的事情,跟所谓的社会责任感关系不大。很多事情是基于内心的要求,发自初心。”

    “是给自己一个回归大自然的理由吗?”

    “对,实际上内心那颗不死的心在。”

    “我认出了风暴而激动如大海/我舒展开又跌回我自己/又把自己抛出去,并且独个儿/置身在伟大的风暴里”——奥地利诗人里尔克的诗在梁鸿眼里有种邪恶的美,她说自己对梁庄的热爱就是这样,明明很痛,却不愿离开。

    深潭,指很深的水,也指精神上的不能自拔、痛苦。“哪怕是虚空呢?总得看看。”一如她在文章开头的表白,对梁庄,梁鸿从未动摇。

    2008年,听从内心的呼唤,梁鸿开始了真正意义上的书写梁庄。

    勇敢地用心倾听

    河流,一个国家的生态命脉,一个民族未来的保障,但是,在过去十几年中,我们却把它提前终结了。——《中国在梁庄》

    人类对河水的破坏力量就是对村庄的破坏力量。而这一破坏在梁鸿笔下又被描绘为她眼中梁庄的坍塌——建立在“黑色淤泥上的幸福”,作为死亡象征的河水与作品中村庄的死亡都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

    “流经梁庄的河流湍水,水量越来越少,河坡的密林消失了。因为挖沙,河底留下很多沙窝,很多人不知道这些河里的深坑,下去就被漩涡卷走了,死者包括很多孩子。”

    这是一个日复一日,日积月累的历史河流的故事,绝不是2008年的“突然”举动。

    20年来,她一年一年回来,看到梁庄小学变成养猪场,看到湍水一点点变成黑色的淤流,看到曾经的父老乡亲个个背井离乡,更看到找不到儿时住址的父亲的迷失,黑暗犹如内心的深渊,一点一点地坠落……

    《中国在梁庄》,是20年写出来的故事,从她第一天离开家去郑州大学读研究生那一刻开始,她做得最多的事情,就是回家,年复一年,眼睁睁看着家乡的迷失。

    2008年于她来说,更多的是整理。将那些曾经遗失的,不愿面对的,习惯性逃避的梁庄拼凑出来,勇敢面对!

    这一年暑假,她揣着火车票,背上两个大包裹,回到梁庄,真正开始自己的“乡村调查”。和乡亲们一块儿吃饭、聊天,录音、整理、写采访日记……两个暑假,5个月的田野调查,梁鸿积累了10万多字的日记,最终促成《中国在梁庄》的出版。

    她勇敢得彻底——作为一个知名文学评论家,她勇敢地选择了“我在”的纪实文体,以这“不讨好”的方式大胆呈现出一种非小说、非调查报告、非学术论文的非虚构文体。

    “所有的文学理论都抛在脑后,只想写出来。”梁鸿的微博自我介绍就5个字:一个傻姑娘。她大笑着谈论这份傻,却本能地质朴了40年,不褪色。

    最大的勇敢在于,梁鸿专心地描写了村庄里最普通的个体面孔。悲悯成就作家。整本书没有一句评价,然而,每个人物都在诉说,梁鸿自己躲在后面记录。没有一个悲悯的词语判断,梁鸿冷静地站在大量的纪实描写后面看,像一个评论者,节制,细腻——那种爱的艰难。

    “你必须用心倾听,把他们作为一个个,而不是笼统的群体,才能够体会到他们的痛苦与幸福所在。”《中国在梁庄》一书的前言如是说。

    记者宁愿理解,这勇敢也非一蹴而就,30年前那个大家庭中被忽视的老五,孩子们眼中的乡村女教师以及20年来每年的回归,这条裂缝的凝视已太久,才看到了深渊最深处:王家少年缺乏生理教育的谋杀,“不想死想活”的春梅的自杀,五奶奶面对孙子的溺水身亡的悲痛……

    《中国在梁庄》的出版,在中国引起巨大轰动。然而,犹如初中时候的逃学一般,感到无比失败的梁鸿再度出走,离开了喧嚣,回到梁庄。

    “我说你如果只看到社会制度的原因,那我肯定失败了。”——那一刻的梁鸿就在深渊边缘,她在湍水河边走来走去,她要说的是个体的命运,虽然这关乎社会制度,关乎福利保障,然而,她要讲的是命运的故事。

    “村庄已经从内部开始溃败,只剩下了形式的、物化的村庄。”而这一溃败意味着我们民族性格中的独特个性与品质也在消失,比如善、纯厚、朴素、亲情等。

    梁庄人在梁庄的生活只是一部分梁庄。“梁庄在外面的一群人”和“梁庄在家人”两者一体,喜怒哀乐全部同在,把这样一群人都写出来,才是一个完整的、或者相对完整的村庄。2011年,梁鸿再度返回梁庄,前后接触300多人,完成《出梁庄记》。

    2012年11月的一天,《人民文学》主编施战军在看到《出梁庄记》最初的版本后,突然问梁鸿:“你不觉得,死亡太多了吗?”梁鸿这才回头去看,开头中间结尾都布满了死亡。她自己也被震撼到:“那里的死亡就是这样,非常随意非常自然,但是当你写出来,你自己也会震撼,原来死亡如此随意!”但是更令人震撼的是活着的人,她认真看着记者说,再回到村庄看,好像什么都没发生,生活还在继续。

    《出梁庄记》一开篇,光河的绝食而死,暴雨过后发现的军歌的尸体,青岛打工的小柱的死……死亡带给人的震撼是毋庸赘言的,但更令人揪心的,是那些依然活着的人们。

    “个体在这个深渊河流中不挣扎,就认命,内在的存在感没有了。”梁鸿说,个体对其自身的漠视,也包含了外在的悲剧,但最终是个人的悲剧。

    走访300多人,对于自小自闭症的她并不容易。开车去北京郊区寻找在城中村的打工者们时,梁鸿总是提前在网上抄好路线,然而真正走起来还是会迷路,一个一个缓冲带停下来再找回去,由于皮肤过敏,她扎着日本浪人一样的束发,飞奔在京郊城中村,寻觅再寻觅。

    与奔波的辛苦比较起来,受访者的遭遇令她难过。2012年4月,随身的摄像机记录下她不能自制的哭泣——受访者黑女儿父母在外打工,自小由奶奶抚养长大,9岁这年,黑女儿被村里一个老头多次猥亵,但最后此事不了了之。面对梁鸿,黑女儿道出了一直对奶奶隐瞒的事实:竟然是怕奶奶伤心。梁鸿的眼泪哗地就流个不停,她无法想象如此幼小的生命如何面对复杂的生活。

    农民想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可是他们没有选择的权利。在《出梁庄记》中,她耐心地呈现与主人公虎子的大段对话,少有的大篇幅跨度,似乎剥洋葱一般一层层探向虎子的内心:一个个打工者带着“城市让生活更美好”的憧憬来到城市,然而乡村和城市,对于打工者并不是一道可以二选一的选择题。“这是一个不断生长的情绪,农民不是天生不爱城,是一个成长的过程。”

    梁鸿的《梁庄》已经告一段落,现在她在给《上海文学》撰写专栏,依然和自己的故乡有关。那是一些小镇人物的故事。“乡村丰富存在之一,它在那里,我就写了。”

    梁庄的湍河,也在那里,尽管已经不是小时候的模样,然而,它奔流不息。这条河再度出现,将在梁鸿正筹备的新书《历史的瞬间》里——这本随笔集,即将呈现的是个人与自然的对话,书中湍河将以另一种形象展现其存在的价值和意义。

    湍河在那里,不增不减。梁鸿的诉说,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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