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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陈平原忆大师们的授课
发表时间:2013-05-22 01:01:47 作者:ziran 点击:












中文系不培养作家,陈平原忆大师们的授课




( 2013-05-03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文武之道
■大师们的授课
 













 



鲁迅:

博得满堂笑语

自己神色如常












 


 

朱自清:
“压力山大”
噩梦连连












 


沈从文:
用心,就作业讲问题
“写的比说的多”












 


台静农:

“不懂说话技巧”

“抄写黑板”












 


 

顾随:

乐于论道

不擅长做学术研究

 

■新华每日电讯记者 刘小草

 

  学文学有什么用?为什么作家大多不是科班出身?近日,一则名为“文学专业在学些什么”的果壳问答在新浪微博上被广泛转发。北大中文系陈平原教授在4月13日的未名讲坛上一语道破天机:“中文系不培养作家”。在他心目中,文学是一个“门槛很低、堂奥极深”的专业,“我们培养的是有志趣、有修养的人,但不一定是创作人才。”

 


满堂笑声和噩梦连连

 

  同是讲授文学课,有人能博得满堂笑声,也有人被“折磨”得噩梦连连。

 

  鲁迅的中国小说史课程常常为后人所追忆,原因在于他的幽默。许多学生都曾提到鲁迅博得满堂笑声、自己却神色如常的深厚“功力”:“他自己在讲坛上是不多笑的;可是他的讽刺的新锐语,却使学生不得不笑的。”在俞念远的回忆中,听鲁迅课的学生仿佛回到了童年,如听传奇故事般投入,生怕时间过得太快。

 

  为什么鲁迅的课能取得这么好的课堂效果?陈平原笑言,在当时北大老先生们难懂的口音中,能脱离讲义让学生听懂已属不易。当然更重要的是他游刃于文学和现实之间,将他对社会现实的关照融入课堂,正如作家王鲁彦追忆的那样:“听他的‘中国小说史’的讲述,却仿佛听到了全人类的灵魂的历史”。

 

  鲁迅不仅课讲得好,也非常富有“敬业”精神,最忙的一年中,他曾在6所学校间奔波。

 

  相较于鲁迅的游刃有余,朱自清的授课生涯可谓“压力山大”,有时甚至逼得他噩梦连连。

 

  上世纪20年代末,朱自清时任清华中文系主任。当时年轻的清华大学想要独辟蹊径、结合其前身留美预备学堂的优势,汇通中西、新旧文学,闯出一脉新的学术路向来。为此朱自清开设了“中国新文学研究”和“中国歌谣”这样的课程,为文学研究注入民间的、新鲜的血液,可学生们并不买账。当时大学风气相对守旧,“文学不太算学问,文学里的新文学更不算学问”。

 

  饱受质疑的朱自清在日记中不断自我检讨。他甚至梦到校内起骚动,自己躲进寺庙,在厕所甫一露面就被学生绑了起来:“谴责我从不读书,并且研究毫无系统。我承认这两点并愿一旦获释即提出辞职”。

 

  压力之下,1934年朱自清就终止了这门课程。

 


另类课堂:不会“讲”课的大师们

 

  “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课堂上的文学大师也并不例外。作为西南联大唯一一位没有文凭的教授,沈从文的文学课堂十分“另类”。

 

  沈从文在西南联大开设了三个课程,讲得并不好,他的得意门生汪曾祺就直言不讳地指出“沈先生的讲课,可以说是毫无系统。”他甚至“不用手势、没有任何舞台道白式的腔调”,用现代教学标准去评价,可以说不懂讲课之道,但这并不妨碍他培养出汪曾祺这样的创作人才。

 

  沈从文的秘诀就在于用心,他“大都是看了学生的作业,就这些作业讲一些问题”,甚至“写的比说的多”,附在作业背后的读后感有时比原作还长。这样“另类”的教学方法效率很低,但陈平原认为这是教授创作课最可行的方法:“创作能不能教,这是全世界争论的问题。但如果像沈从文这样的作家来教、这样的方法来教,是可以的。问题是有这样的人吗?有这样的机会吗?”反观现在的大学,迫于学术压力,一心希望写出好文章和大部头的大学老师们,很难再有这样的心境与学生做如此长期、细致的交流。

 

  上世纪50年代后沈从文离开讲台,仍十分惋惜,在他与友人的通信中人们还能管窥一二:他对于自己的教学法充满信心,认为若假以时日,还能多教出几个“汪曾祺”来。

 

  另一位在课堂上惜字如金的大师是台静农。他的学生们或婉转描述其“刚毅木讷”“言简意赅”,或直言“台老师是不懂说话技巧的人”。在台静农的课堂上,绝大部分时间,都“用来抄写黑板”:“通常是他静静地在黑板上抄写他的讲义,学生静静地在讲台下记笔记。”

 

  这种不发一言的课堂景象在现在看来不可想象,可当时迫于时局动荡,图书资料很少,能够找到的关键资料老先生们都希望学生能在课堂上尽快占有,实在是用心良苦。当然,书法大师台静农对自己的书法显然比授课更有自信。“写黑板是很讲究的”,授课20多年的陈平原深有感触,“布局是什么,写什么不写什么,写的人的那种心情,看的人那种趣味,这不是学问,却是心情、氛围,是进入课堂的重要步骤。”

 


学术论著不是衡量大师的唯一标准

 

  既有不善言辞的大师,也有更乐于论道的。

 

  叶嘉莹先生的老师顾随就是如此。在学生的回忆中,他讲课“飞扬变化、一片神行”“有时站在讲台上,一语不发,也是无言的诗”“每次先生步上讲台,常是先捻举一个他当时有所感发的话题,然后就此引申发挥,有时层层深入,可以接连讲授好几小时甚至好几周而不止。”同样在周汝昌的记忆中,顾随是一位“传道授业、最善于讲堂说‘法’的教授艺术大师。”但凡听过他的授课,“很少不是惊叹倾倒,欢喜服膺,而且永难忘掉的。”

 

  但就是这样一位极富人格魅力的大师,却因为不擅长做学术研究,不适合写论文,将兴趣发挥在授课和诗词创作中,而渐渐遭遇遗忘。若非叶嘉莹几十年的奔走呼号,很少会有人注意到这样一位老师的存在。

 

  “回溯百年中国大学史,谈及某某‘大师’,一般是以‘著述’为标志。对于大学教授的‘正业’,即所谓‘传道授业解惑’,其实没有充分重视。有人口才好,讲台上挥洒自如;有人内秀,更喜欢在书斋里笔耕不辍。二者兼得当然最好,若分而治之,前者必定吃亏。因为,在现代中国大学,教授在课堂上表现如何,只关涉茶余饭后的闲谈,很少作为评价人物的主要标准。”

 

  “大学不是研究院,课堂也不是实验室。”陈平原感叹有太多精彩的课堂声音因为没有落实为文字而被遗忘。而量化的、功利的标准无处不在,从书籍的阅读到大学专业方向的选择,遍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对于学生来说,直接面对、且日后追怀不已的,并非那些枯燥无味的‘章程’或课程表,而是曾生气勃勃地活跃在讲台上的教授们。”

 

  “‘文学教育’背后,隐藏着一个时代风云的倒影,一代人精神的塑造……”陈平原坦言,在这个讲求实效、蔑视玄思的时代,文学教育危机四伏,却又充满生机。端正教育的目的,回归育人的本质,在功利和非功利间达成平衡,这才是文学教育应达到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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