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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象的乌托邦
发表时间:2014-01-04 18:51:12 作者:admin 点击:
                             想象的乌托邦

                                                          ——16世纪后朝鲜使节对明帝国的批判

                                                                                       □ 彭卫民

  16世纪之后的中朝关系已经不能简单地用“况我累世笃忠贞,岂但输珍与献宝”那种顶礼膜拜式的朝贡关系来描述,作为“番邦”的朝鲜对“上国”明朝的认识停留在了乌托邦式的想象当中:此时的大明王朝与梦想中的中华帝国之间已经成为并不对等的影像。

  朝鲜对明帝国是全面认同吗?

  古代中朝关系研究者或多或少会从“天下主义”与“中国中心主义”的假设路径出发,大致形成如下3种有代表性的观点:其一,东亚的形成有其自身的内在理路,东亚近代化的原因并不全然在于过去学者所说的“冲击与回应”或“欧洲中心论”,而在于17世纪中期因为有了朝贡体系内部催生的自我消化与认同迷失,使得东亚的传统国际关系名存实亡。其二,以朝鲜的认知及域外史料为镜鉴重新认识中国、定义中国,认为明清易代而导致中国政治权力的转移,从“朝天”到“燕行”带来了藩国认同观的改变。其三,从《朱子家礼》朝鲜化为象征的儒教文明域外实践的角度出发探讨中朝关系,认为中国文化在朝鲜适应、生长及其对朝鲜政制构建的影响,是自称“礼义之邦”的朝鲜自我认同的关键。

  上述观点无一例外都在趋近一个共识:朝鲜对华态度是遵明排清,即将明清易代视为对华外交态度的转折点。但需要讨论的是,朝鲜对明帝国果真是全面认同吗?

  “东藩亦是小中华”

  朝鲜开国后,推翻了高丽时期佛教控制政治的局面,开始由贵族社会向平民社会转变,构建以《家礼》为代表的儒教体系并使其国家化,其本质是“彬彬乎拟唐宋之制”。朝鲜在14至16世纪,是礼制政典化、法规化、“治由道同,政由俗革”的时期,同时也是借《文公家礼》、《经国大典》等中、朝典籍完善两班社会政治制度和政府体系的时期。从宗藩关系角度来讲,运用中国礼学体系来重构藩国王朝秩序,是延续中国儒教治国这一传统经验的域外实践;但从另一个角度讲,朝鲜建国对唐宋礼制国家化的运用以及儒学的自我繁荣,本身又是建构其自身文化及政治认同的过程,即体现文化与政治自我张力的时期。

  与朝鲜举国一遵朱子学的特色相比,明代的儒教文明似乎已经不那么正宗,并没能在东亚朝贡体系中形成表率,反而成为藩国质疑与批判的对象,由此更增加了朝鲜“礼仪曾蒙列圣考,东藩亦是小中华”的自信。

  早在朝鲜太祖太宗立制之初,礼曹许稠便直言不讳地上疏道,中国之礼不可以尽从,而应当开创本国之俗。及至16世纪,朝鲜的岭南与畿湖两大儒学派门徒济济、著述繁多,被称为“礼学创制的时代”,此一时期频起的“礼讼”便绝好地证明朝鲜化了的朱子学在不断地影响朝鲜的政治体制。其宣祖大王曾驳斥使节赵宪关于学习明朝制度的奏疏,他的理由是:“千百里外风俗不同,若不揆风气习俗之殊,而强欲效行之,则徒为惊骇之归,而事有所不谐矣!”正是有了数百年的自我积淀,“古今异宜,华东殊俗,性好各偏,识趣随别”也成了朝鲜使节对明帝国认识的一种必然反应。

  “谁谓中朝礼义之邦乎?”

  朝鲜使节对晚明崇佛重道、丧制紊乱、程朱理学没落等现象的批判常见于记闻中,他们认为大明帝国晚期的纲纪败坏可能是“习染夷虏之致”。明弘治元年时,崔溥在《飘海录》中说中国尚道崇佛之俗,举国皆然,让人怪叹。嘉靖十二年,使臣苏巡在游历国子监时发现,庙阶与庭院皆杂草丛生,儒者仪容举止也颇不端庄,“儒宫无一设置,可知明朝之崇儒不及于崇佛”。嘉靖十六年的书状官丁焕同样在国子监发现,有儒生闻父丧,非但毫无哀戚之情,反而谈笑自若,丁氏认为此人毫无人性,他因而感叹“中朝丧纪大坏……道之不行,民散久矣”。万历二年的使节许葑、赵宪对明朝的印象如“风俗之谎如此”、“中朝之人不尚斯学”、“名为中国,而其实无异于达子焉”、“无廉耻如此”、“谁谓礼义之邦乎”等屡见于其记闻之中。万历三十八年的使臣黄士祐见北京有遭丧者邀僧执乐作佛事,便不无鄙夷地说:“文物声明之地,习俗之陋乃如此,可叹!”由此可见,使节们对大明的印象远没有想象中那么完美。

  明帝国晚期政治的腐败也同样让使节触目惊心。万历年间的税敛一顷高达白银七八两之巨,此外尚有许多杂役,而一顷地不过收粮二百斛,因而出现了“典卖子女以偿赋税”的现象。所以他据此推测中国仇怨之声举天下皆如此。更令使节难以接受的是,在崇祯的最后几年里,明帝国命悬一线,竟然还有官员恬不知耻地和使节说主客之义,“义者,气也,有银子即气”,而至于那些科道官员,“其人自己亦贪,何暇纠他人”。

  朝鲜的朱子学与明朝心学在学术上所表现出来的同曲异调,也体现出其在文化秩序上对中国的脱离。使臣赵宪曾在蓟州某县乡约仪式上这样评价即将从祀孔庙的王阳明:“某窃见其书,多有禅底意思,而又自信太过,虽至圣之言,亦或不取,乌在其为真儒乎?”其根本原因在于陆王之学弃事物、废书册,随意改定章句,肆意诋毁朱子,中国之人,“固滞鄙贱,不可与辨”,且中华之国“邪说横流,禽兽逼人,彝伦将至于灭绝,国家将至于沦亡”,而反观朝鲜,列圣迭起,“虽以我国偏小之壤,而亦得兴于斯文之盛也”,可见其痛恨阳明学之深,鄙薄中国人之切。20年后,阳明学者袁黄曾借壬辰倭乱援兵朝鲜之机,要求朝鲜方面弃朱子学而从心学,但遭到朝鲜国内的强烈反对。不久,兵部左侍郎宋应昌派遣通判王君荣与朝鲜兵曹判书李廷龟讨论《大学》,此举更激起朝鲜举国反对陆王心学。朝鲜认为一旦弃朱子而从阳明,则“数千里箕子之邦,将未免于夷虏禽兽之归矣”,表明了朝鲜学界一遵朱子学而贬斥心学为异端的基本态度。

  帝国乌托邦的破灭

  朝鲜对明帝国奉行的是一种事大的认同政治,这种包含着父子、主仆般的诚敬的认同在万历年间到达了顶点,所以使节将访华称为“朝天”,但这与他们对明帝国的批判并不矛盾。朝鲜与明代开国几乎在同一时段,在16世纪之前的一百多年里,朝鲜因为其始终处于相对单一、封闭的环境,一直在不断地礼教化,朱子礼学成为其文化生活与政治制度的根基,礼不仅成为国法的一部分,更浸润于士庶的日常生活中。而此一时期的明朝,在礼学的遵奉与运用上至少没有同朝鲜保持步调一致。

  16世纪是朝鲜朱子礼学极为兴盛的世纪,这一世纪来华的使节几乎都是礼学研究的代表性人物。他们的礼学功底使得他们一旦进入中国,便发现明帝国自身都不能意识到的问题。两种同根同源却又越走越远的文化发生碰撞,使得使节们不得不开始仔细地审视明朝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在对明朝的一片赞誉之中,不免也会夹杂着对“偶像”尖锐的批判。因为只有有了这种批判,才会隐约地证明使节内心尚未完全成型的外交态度:所谓的大明王朝也不一定等同于中华。由于这种批评的声音被“对明帝国全面认同”的论调掩盖了下去,所以迄今学界依旧将朝鲜对华的关系简单地用“遵明排清”加以概括。恐怕也正是从这种批判开始,朝鲜才真正表露出对明朝的脱离。对于颇有历史发展眼光的使节来说,在接下来不到半个世纪的时间里,“岂其久沦于契丹、女真、蒙古之域而遂为习俗也耶”的预言便随着明帝国这个想象中的乌托邦的破灭而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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