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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处是田野
发表时间:2014-03-23 16:08:06 作者:admin 点击:
处处是田野
——黄淑娉和她的人类学理论与实践
□ 李铱涵
黄淑娉 资料图片

  ■人物名片

  黄淑娉,1930年出生于香港,祖籍广东台山。1947年考入燕京大学社会学系,1952年毕业后进入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历史系、民族研究所工作。1987年调入中山大学人类学系,2004年正式退休。历任中央民族学院民族研究所副所长、中山大学人类学系主任、中国民族学学会副会长等职。她本人曾说,她所作的就是人类学的理论建设,人类学研究与中国实际相结合和培养人才三方面的工作。不过,她在这些方面都取得了骄人的成就。

 

  纵观人类学在中国的百年传播与发展史,杰出者多为男性。当中国第一位人类学女博士黄淑娉以其女性的独特气质进入中国人类学界时,其别样的视角也给女性人类学家留下了一笔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黄淑娉的学术生涯起源于燕京大学。燕京大学的社会学系一直倡导人类学与社会学相结合的学术传统,因此,黄淑娉年轻时希望以人类学理论与方法为研究方向。受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制约,黄淑娉主要结合摩尔根的《古代社会》、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的《摩尔根<古代社会>摘要》这三本书,进行了原始社会史、亲属制度、婚姻家庭形态等领域的理论探寻。其代表性论文与著作有:《<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对原始社会史研究的贡献》、《论亲属制度研究——纪念摩尔根逝世一百周年》、《关于早期婚姻家庭形态研究的几个问题》、《评西方“马克思主义”人类学》等。不过,通过对西方人类学理论的深入研究分析,结合自己田野工作获得的中国实际情况,黄淑娉逐渐批判地继承了前人的学术思想,发展创造了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把其毕生所倡导的人类学的本土化又推进了一步。

  黄淑娉曾说, “回顾50年的教学研究生涯,田野调查的经历最难以忘怀。它不仅提供了研究的源泉,促进了教学的提高,更激励了我对人类学事业的毕生追求。我曾为所从事的学科的坎坷命运、为作为人类学者经历过的蹉跎岁月深感惋惜,但对自己走上探索人类学奥秘的田野调查之路始终无怨无悔。”

  黄淑娉那瘦弱的身躯曾翻越过崇山峻岭,奔走在中国的大江南北。从上世纪50年代初参加国家组织开展的民族识别及少数民族社会历史大调查工作,到1993年仍坚持带学生进行田野工作,再到1995年重访潮安县山犁畲族村;从中国西南的云南拉祜族、黔东南的苗寨及基诺族、布朗族、彝族、傣族等十几个少数民族的深入调查,到“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对汉族本文化的回归,再到美国西北海岸玛卡印第安人的考察与比较分析。即使晚年已是鬓染银霜,身体不适,仍坚持在珠江三角洲进行田野工作。作为一位女性,进行田野工作有着更多的不便与艰难,山乡野外的艰苦条件、婚姻家庭的束缚等一系列原因,也造成了人类学家男女性别比例的失调。除去交通、天气的因素外,野兽出没和洗澡、上厕所等问题也是困扰女性的重要难题。黄淑娉对此采用这这样一个解决方法:上厕所时穿着长雨衣,这样一来蹲下站起都有了遮挡。而其丈夫的大力支持与宽容理解,也使得黄淑娉在人类学道路上不懈追寻着自己的学术理想,毫无顾忌地奉献出自己的学术成果。

  在田野工作中,黄淑娉不仅仅是以学者的身份,以社会调查为任务,而是以人类学家开阔的视野,去看待多姿多彩的异文化;以宽广的胸怀,去理解各种各样的价值观念;以人文主义的情怀,去贴近被她所“观察”的当地人,关注民间疾苦,体验人生百态。

  人类学中国化的努力,其实从人类学引入中国之初即已开始,蔡元培先生的《说民族学》就已现初倪。吴文藻先生早在上世纪30年代就提出人类学、社会学中国化的主张,要使人类学与中国国情相结合,植根于中国土壤之上。黄淑娉对于中国人类学本土化的历程进行回顾与总结,得出这样的结论:

  “1949年以前对西方人类学理论是全盘接收的,1949年以后又全盘否定,这两种极端都失之偏颇。我们需要学习、吸收、但不是全盘照搬。我们要吸取各派理论的长处,学习对我们有用的经验,研究中国的实际,从本土的实践中建立自己的学术体系,根据中国的经验提出新理论、新方法,以获中国的特色对世界人类学潮流的发展做出贡献。我们对当代西方人类学的某些新思潮比较生疏,不够理解,可以采取兼容的态度,增加了解,吸取其合理的因素,以利于中国人类学的发展。”

  吴文藻先生关于人类学中国化提出三项主要工作,“第一,寻找一种有效的理论构架;第二,用这种理论来指导对中国国情的研究;第三,培养出用这种理论研究中国国情的独立科学人才。”人类学中国化的理论与实践也是黄淑娉的毕生追求,不仅体现在她的科研活动、学术钻研上,也体现在她对学生的精心培养与理念传承上。

  上世纪50年代初进行民族识别工作时,我国学者在斯大林民族定义的基础上,采取了极富灵活性的办法。黄淑娉指出,在漫长的发展过程中,共同地域和经济联系、共同语言都有可能失去,但共同文化特点更为牢固而持久,它是维系民族自我意识的纽带,因此共同文化特点是构成民族的最根本的特征。结合中国实际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活运用,以及“名从主人”被确定为民族识别的重要原则,已经是斯大林民族理论的中国化实践。

  就学术生涯来看,黄淑娉前40年研究少数民族文化,后10年开始研究汉族文化,经历了一个从“异文化”到“本文化”的过程。对此,黄淑娉这样评价道:“这对我的研究工作有着莫大的裨益,因为异文化研究给人一种‘遥远的目光’,这使人类学者在重新审视本文化时,可以在平淡无奇处发现新的因素、新的亮点。另外,对多种文化模式的研究,可以加深对文化本质的思考,加深对不同人文类型的理解。”

  上世纪20年代人类学传入中国之初,老一辈的人类学家倡导研究中国境内各个民族的文化,认为汉族和各少数民族社会都是研究对象。如费孝通先生的《江村经济》、林耀华先生的《金翼》、燕京大学社会学系的清河镇社区研究、李景汉主持的定县社会调查、杨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都是对汉民族研究的良好开端。然而,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民族学研究开始偏重于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对此,黄淑娉指出:“汉民族人口众多,历史悠久,文化灿烂,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显示出独有的特色。开展对汉民族研究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1987年黄淑娉调入中山大学,提出了中山大学人类学系研究的三点指向:第一要研究人类学理论;第二要研究广东,研究汉族;第三要研究现实问题。为此,黄淑娉开展了汉民族的区域文化研究,对广东汉族三民系:广府、潮汕、客家,广东、香港区域文化,广东“细仔制”,“中国第一侨乡”广东台山县等汉民族社区进行田野调查,身体力行,并主持“岭南区域文化研究课题”,形成了《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广东族群与区域文化研究调查报告集》等成果。2001年《广东“世仆制”的研究》出版,这本著作从构思到付梓历时8年,为我们在20世纪末目睹世仆制的最后痕迹,为重构已逝的社会文化现象提供了绝版的蓝本。 

  总之,黄淑娉对汉民族区域文化特点的研究,不仅有利于广东地区的经济社会发展,也加深了对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的理解,使人类学在中国的应用价值显现出更多的光彩。

  在北方40年和南方17年的学术生涯中,黄淑娉主张将“北派”学者注重理论·关注现实问题和“南派”学者长于历史方法的研究取向兼收并蓄,认为这才是有自己特色的中国人类学。如果只注重对现实状况的共时研究,就割裂了其与历史的联系,而缺乏对一些社会文化现象的深层次的理解。相反,如果只着力于对历史的追溯,一味进行历史文献的研究,容易过于倾向历史学而忽视了人类学的理论体系与学术视野。黄淑娉认为: “历史研究与现状调查相结合的方法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好传统,研究现状追溯其历史发展进程,以说明现存社会文化现象之所以然。这也是在方法上可以贡献于世界人类学的。”

  对广东族群与区域的文化研究就体现了黄淑娉这种调查方法的应用,零碎的历史文献资料,结合详尽的实地调查,就串联成了一副较为完整的当地社会文化图景。

  作为成长在动荡年代的一代,黄淑娉一方面秉承着前辈的人类学理念,宣扬着先哲的人类学思想,同时结合自身的田野工作,对人类学的中国化作出巨大的贡献;另一方面,在教学岗位上辛劳了半个多世纪,以自身高尚的情操、博大的胸怀、精湛的学术培养着一代又一代的人类学新生力量。黄淑娉是承前启后的一座桥梁,承载着中国人类学家的深深足迹,传递着中国人类学的不朽精神。笔者从黄淑娉身上看到了女性人类学工作者的优秀品质与卓越才能,颇受启发。我们不能总是抱着求新求异的“猎奇”心态,深入某些不被世人熟知的边缘地区的山寨,以为能调查出“原始”的文化,发现奇特的习俗。殊不知,如果留心身边,立足现实,善于挖掘,以小见大,就会发现处处是田野。

  人类学家布朗曾经说过,田野工作者必备的四个要求,最后一个是赖于某种性格和气质的本性。对此,黄淑娉回应道: “我觉得与其说是性格和气质,不如理解成决心和激情。当你有了一种献身于人类学事业的决心时,就会去克服困难,无论有多大的困难,都能够克服。”

  黄淑娉传递给我们的不仅是人类学理论与方法的成果,也是一种包容多元文化的人类学情怀,更是一种执着追求的学术激情。黄淑娉以及其他在人类学领域曾经作出过贡献或仍然奋斗着的一代代工作者的人类学理念,需要经过我们的继承与发扬,世代传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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