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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汝康:从“小社区”看“大世界”
发表时间:2014-03-23 16:09:32 作者:admin 点击:
田汝康:从“小社区”看“大世界”

□ 李国太
田汝康(右)在田野调研中。 资料图片

  

  田汝康(1916~2006),人类学家,复旦大学教授,云南昆明人,西南联合大学哲学心理系毕业。早年赴英国剑桥大学研究心理学,后转入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研究人类学。1950年回国任浙江大学人类学系教授,1952年到上海复旦大学任历史系教授、社会学系主任。上世纪80年代后,曾担任过英国剑桥大学克莱尔学院客座教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太平洋研究院访问学者,日本京都大学、荷兰莱顿大学、美国哈佛大学、康乃尔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加州大学访问教授。主要著作有:《男性的忧虑与女性的贞节》、《沙捞越华人社会结构研究》、《滇缅边地傣族的宗教研究》、《芒市边民的摆》等。

    上世纪40年代,在昆明呈贡的魁星阁,费孝通先生领导着一个被后世以“魁阁”命名的学术团队。团队中有一个成员叫田汝康,虽然后来淹没在中国学术史的烟雾中鲜为人知,但他在当年写就的《芒市边民的摆》,却无疑是中国早期人类学的一本经典民族志。

  生于1916年的田汝康是昆明人,1935年考入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系。抗战爆发后返回家乡,在西南联大继续学习哲学心理学。1940年获文学学士学位后进入燕京大学和云南大学合办的社会学研究工作站,在费孝通先生的指导下做社会学研究。他曾先后对昆明工厂的女工和德宏的傣族进行调查,成果也以《昆明工厂女工》和《芒市边民的摆》为名出版。如果说前者是他学术生涯的起点,后者则是他早期的代表作。

  1940年8月,田汝康所在的魁阁工作室受到国民政府教育部和中国农行的资助,欲深入边疆民族地区进行社会调查。但由于经费太少,所以在选择具体的田野调查点时,颇费周折。田汝康“差不多整整考虑了两个多月,最后方决定以芒市为目标”。当时的芒市又是什么样子呢?田汝康描述道:“在滇缅公路未修建以前,昆明同芒市间的交通距离需要走26天的路程。现在公路开通,彼此间仍相距876公里,普通卡车最快还得走4天。这块盆地海拔仅930公尺,环绕在崇山峻岭中,气候异常潮湿,蚊虫得以终年生存,所以在滇缅路上芒市素称烟瘴的渊薮。”不过,除此之外,他对芒市可谓一无所知。他甚至连当地土司的名字都不知道,仅仅凭着一封介绍信便进入了“田野”。更令人想不到的是,“第一次从芒市归来,我本来打算写一本关于边地经济的东西,后来不知道经过若干次的考虑,末了竟决定选择摆这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作为题目,这是我事先从未意料到的。”

  田汝康就这样开始了田野工作。“一见面,土司便疑心我有特别任务,处处设法拉拢我。”但经过20多天的相处,土司逐渐明白了田汝康并未有特殊的任务,而且,此时相互间已经生出了极好的友谊关系,这便为展开调查奠定了基础。可以说芒市的土司对田汝康的调查至关重要,就连调查点——那木寨的选择,也是土司替他决定的,并且“他差不多供给我他能力所及的一切研究机会,只要有什么集会,他总约我一道参加”。田汝康的田野调查显然是成功的,他不仅与当地土司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与普通民众也相处得非常融洽,“使我心灵上领悟到什么叫做友谊。对于天真、坦白、朴素这几个字眼的涵义,直到那时我才完全了解认识”,而这恰恰是通过日常生活中一些小事情体现出来的。他举例说,“有一个星期,因为我居住的地方发生问题,全寨竟开了一个会,集议要协力为我建造一所住屋,挽留我在寨里长期居住研究,他们愿设法供养我”。

  语言的隔阂或许是人类学者在调查中面临的大问题,田汝康也不例外。田汝康开始时所找的两位翻译由于对这项工作并不感兴趣,因此不得不请求寨子里面长期在此居住的内地人当翻译。但从田汝康的表述中,可以看到他自己也将学习当地语言作为自己的任务。因此,“当最后离开芒市的时候,我对于普通简单语句也能够完全了解,说起也勉强遂意,不过仅以乡俗俚语为限,贵族间文雅的谈吐,我还是照样的莫名其妙。”

  至于调查方法,“我参与了寨中各式各样的生活,但并没有特殊向寨民发问有计划的询问。所有材料,大部分是我亲眼看到的,小部分是从随意谈话中听到的,其中有计划的调查工作,仅是户籍数字部分。遇到材料有疑义的时候,除掉当时的追问以外,我常常等回到土司署时再从各方面加以证验。”可见,田汝康完全以一种参与者的角度来看待调查对象,希望在此基础上构筑自己的报告。

  就这样,田汝康在芒市一直待到1941年4月底,历时5个月。但这并未结束,当9月完成初稿后,为了补充材料的缺失,田汝康又回去住了3个星期。1942年2月,“芒市土司请我到那边帮忙,遂再住上两个多月”。在一个地点进行8个月的调查,在那时的中国人类学界并不多见。这段经历也使田汝康终身难忘。“直到目前,我总还念念不忘地要为芒市做一些事,甚而可以说是我对芒市在感情上欠下了一笔债务。”

  1941年,《芒市边民的摆》初稿便已经写成,后经过补充调查和反复修改,直到1946年正式出版。在该书的导言中,田汝康首先交代了芒市的地理位置、民族构成、社会组织、经济生活等基本情况,为读者勾勒出芒市的简图,进而交代了田野调查的过程。再以散文式的笔调记录了边民做“摆”的过程。关于摆,通常的解释是傣族人民赕佛的一种集会。不过,田汝康认为,要为“摆”下定义并非易事,其困难就在于“文化的歧异上。摆夷的摆从它的个别性上说,在任何别的文化中也决没有一个现成的翻译,可以把摆夷的摆一下就说明的。”最后,田汝康只是谨慎地指出,“摆”这个“小小的宗教仪式中,竟容纳了整个摆夷文化的全面影响,甚而还启示我们对现时许多经济、社会、政治问题产生一种新的看法。”

  “芒市边民”对“摆”的热衷,在田汝康看来“不是一件无谓的举动,更不是一件愚蠢的浪费。它是摆夷生活愉快、社会安全的保障。我们处在这战氛笼罩的大地上,颠沛流离的人生中,对于摆夷的摆似乎只有羡慕和欣慰。”这种对异文化心向往之的情感背后,实际上蕴含了田汝康对现实社会的批判,“看到了摆的仪式, 我们真感到我们社会中实缺乏着一个使弱者与强者间皆能够公平竞争的机会,甚而这种机会还能够提高弱者的成就因而抑制了强者的骄横。”他因此认为,“我们得庆幸在这荒僻之区,烟瘴丛中,还留得这一个人类智慧的创作。也许它可以给未来的人们再造世界时再做一个取法的张本。”田汝康这种从小社区延伸出来的对全人类的关怀,恰是今日中国人类学界需要继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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