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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民主政治”正步入歧途
发表时间:2012-10-31 11:20:20 作者:ziran 点击:
日本“民主政治”正步入歧途

2012年9月27日 11:04   中国纪检监察报  

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院长 李文


  日本的民主很难成为真正的民主,倒是易于走向“多数人暴政”。或许此时的所谓民主也反映了部分的“民意”,但这种民意却没有经过批判和自我反省节制,因此掩藏了更大的危险和破坏力。


  日本一贯自诩实行民主制度,在形式上也具备一人一票、大众广泛参与等特征,但事实上,这种“民主政治”是二战后美国人为日本“打造”的,其特点是保留天皇条件下的议会内阁制。实践证明,这种移植的“民主政治”不仅深受金钱政治的侵蚀,更由于在所谓“以天皇为中心的神的国家”阴影下,其本身缺乏公理和正义精神作为支撑和引导,为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的扩张留下空间,正步入歧途。


  从强政府到弱政府


  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执政时间长、民意支持率高的强政府日渐淡出日本政坛,取而代之的是执政时间短、民意支持率低的弱政府。


  日本首相由间接方式产生,即选民选举国会议员,国会中议员占多数的政党组阁并产生首相。首相任期不固定,其执政时间的长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意支持率,政府对内对外政策则深受社会舆论和在野党的牵制。


  在这样的政治体制下,首相的胸襟、视野和能力往往成为决定内阁是否有所作为、政府是否稳定、其本人任期时间长短的重要因素。


  1954-1991年,日本先后共有15位政治家出任首相,除却意外情况,平均执政时间约4.6年。其中,鸠山一郎、池田勇人、佐藤荣作和中曾根康弘等人都是日本民众公认的能够提出新的执政理念、善于引领民意的政治家。正是在这些政治家执掌政权期间,日本经济实现了高速增长,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1991-2001年,日本经济低迷和首相频繁更换相映成趣。一方面,经济增长率持续徘徊在1%左右,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后的1998年,甚至出现了1.8%的负增长;另一方面,7位任期“短命”的政客则在首相位上“你方唱罢我登场”,却没有一届政府能带领日本走出困境。2006年小泉下台后,继任的三届自民党出身的首相不仅对经济衰退束手无策,还丑闻迭出,各自的任期更是一届短于一届:安倍政权执政时间为366天,福田政权执政时间为365天,而麻生政权仅仅维持了358天。


  由于日本选民对已执政多年的自民党深感厌倦,他们用选票表达了自己的政治态度:在2009年8月30日举行的日本45届国会众议院选举中毅然抛弃了自民党,完成了战后日本政治史上的“改朝换代”。但民主党上台后,同样缺乏治国安邦良策,日本经济依旧缺乏活力,首相更迭的频率依旧很高:首届政府鸠山政权在位时间仅为266天,其继任菅直人2010年6月4日上台,2011年8月26日辞职,任职451天——因为他这一届政府承担了沉重的救灾任务,才得以成为5年来5名日本首相中在位时间最长的一个。


  选票成为“指挥棒”


  日本的民意与政府间存在一种博弈关系。面对富有主见、勇于担当的强政府,民意倾向于接受政府引导。而面对缺乏明确执政理念和治国良策的弱政府,民众的支持度和忍耐程度会迅速下降。


  在1955年自民党上台后30多年的时间里,日本经济发展取得辉煌业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这一时期日本政治家,不仅考虑国民的眼前利益,而且考虑他们的长远利益;不仅在意个人选情,更重视国家的根本利益。


  上个世纪90年代和从2006年至今,日本首相来去匆匆,多数情况与首相个人品质不佳和创造能力缺失有关。他们既不能为国家确定新的发展方向,又找不出新的经济增长点,而为了在选举中赢得更多选票,只好一味讨好民众、迎合民众某些情绪化的、缺乏理性的情绪和诉求,热衷于出台严重脱离实际、能够短期见效的主张和政策。


  2008年年底,时任首相麻生得知民意调查显示日本国民这一年最关心的事件是“毒饺子”后,不是从长远的发展考虑中日关系,而是迎合一些民众“厌华”情绪,在钓鱼岛问题、东海油气问题上频频发难,导致中日关系出现严重倒退。


  从2007年参议院选举到2009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为了赢得选票,民主党不顾财政拮据而鼓吹高速公路通行费免费、分发儿童补贴,在外交上则提出将美军普天间基地搬出冲绳县等。但上台后,这些许诺竟无一得到落实。


  2010年6月,菅直人上台后,看到40%的民意支持提高消费税率,遂鼓吹“消费税率从5%提高至10%”,并推动“第三条道路”发展经济。7月参议院选举惨败后,菅直人又认为是这些主张导致选败,于是,上述政策遂被束之高阁。


  政治上频繁换相,经济上委靡不振,政府的政策经常出尔反尔,国民对政治的淡漠与不信任不断加剧,是当今日本政治经济状况的真实写照。在这种“政治不稳-经济停滞-民众支持率下降”的恶性循环中,民意对政府的决定作用被不恰当地放大到一种最为直接的地步。每次新旧政权交替之际,日本国民都充满希望和期待,但他们很快就发现,失望几乎伴随希望接踵而至;国民已经习惯把某个政治家快速送上台,又快速推下台。因而,小泉后相继下台的五位日本首相共同特征是上台时民意支持率很高,但不久后就出现迅速下跌,而当支持率跌至20%左右时,辞职往往成为这些首相的首选。具体说来,安倍内阁上台时为67%,下台时为26%;福田上台时为54%,下台时为19.8%;麻生上台时为45%,下台时为17%;鸠山上台时为77%,下台时为19%;菅直人上台时为66%,下台时为18%。


  在前一段时间,野田政府的支持率也下降到20%左右。近来,野田政权挑起钓鱼岛纷争赚到了一定的支持率,从而熬过了9月份的民主党党魁选举,让民主党政权得以继续苟延残喘。


  如果一个国家的政府完全为被扭曲和夸张的民意所左右,独立地位和作用将丧失殆尽,恰如一个人丧失了灵魂,又如一艘在大海中航行的轮船缺了舵手。正是在这种情况下,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势力日益猖獗,不断将日本政治拖向错误和危险的方向。


  向右倾保守化方向演进


  20世纪90年代以来,日本经济持续低迷。“失去的20年”使日本社会普遍弥漫着一种失望甚至绝望的情绪;许多人亲眼目睹一些周边国家的兴旺发达,于是,伴随着他们心理不平衡而加剧的必然是嫉妒乃至敌视,从而为所谓的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再次高涨提供了丰厚的土壤。


  现有日本宪法规定,“日本国民期望持久的和平,……国民对于生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予以最大的尊重。”但由于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责未能得到彻底清算,近年来右翼政客和学者打着“为了国家”、“为了民族”的幌子,为日本凶残剥夺亚洲邻国人民生命和自由的侵略战争暴行涂脂抹粉,为严重破坏和平的法西斯军国主义喊冤叫屈,迷惑和左右处于迷惘状态下的日本选民,导致日本政治乱象丛生,甚至出现了严重地偏离和平和进步轨道的倾向。


  在任何公理、正义与良知占主导地位的国家里,都不会允许有政客或者学者散布带有严重种族歧视倾向的言论,不会允许社会团体公开组织为侵略罪行翻案,甚至允许为法西斯主义评功卖好。但在日本,这一切都在经常地发生着,没有来自广大人民正义的声音如潮如涌的呐喊,没有媒体和舆论排山倒海式的声讨和批判,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措施加以禁止,在多数情况下只有默许和纵容,执政党没有因为为虎作伥、授反对党以口实而下野,当事人很少受到法律的严惩。


  在这种情况下,日本的民主很难成为真正的民主,倒是易于走向“多数人暴政”。或许此时的所谓民主也反映了部分的“民意”,但这种民意却没有经过批判和自我反省节制,因此掩藏了更大的危险和破坏力。


  故而,自上个世纪90年代开始,强调日本民族的“自主性”,把日本建成一个“正常的国家”、“从民族精神上挖掘重新振兴日本的原动力”的右倾保守化思潮和政见在日本方兴未艾;在国政层面上比较开明的民主派、自由派政治家人气不旺,强硬的右翼民族主义政治家逐渐占据了政坛的主导地位。如以反美、反华著称的无党派候选人石原慎太郎1999年竟以远远高于其他对手的选票当选为东京都知事,并在2011年第四次当选,在任至今。


  不惜与邻国对抗


  英国当代哲学家赛亚·柏林说,民族主义意识“时常伴随着在行动上对其他群体的反感或蔑视”。日本狭隘民族主义和右翼思潮存在最重要的理由就在于认为自己民族和国家优越并力图凌驾于其他国家和民族之上。


  一方面由于内政方面捉襟见肘,拿不出任何使日本摆脱疲惫状态的良策,另一方面由于为寻求被裹挟的民意支持必须迎合国内选民右倾化的需求,积极响应右翼提高日本国际地位的呼声,增强日本独立自主地位,摆脱美国控制,充当亚洲“自由民主”领袖,2006年以来,历届首相首先都竭尽全力创设属于自己的外交理念,安倍内阁提出“亚太自由之弧”计划,福田内阁提出“新福田主义”,麻生内阁提出“自由与繁荣之弧”设想,鸠山内阁提出“东亚共同体”,菅直人内阁主张日本加入“泛太平洋战略经济伙伴关系协定(TPP)”,声称要推动“第三次开国”。现任首相野田佳彦则提出“太平洋宪章”,其战略目的是让日本与盟国美国共同承担地区主导作用,并试图将中国及俄罗斯纳入多边机制。


  但日本政客增大日本对美独立性的图谋却遭到美国的迎头痛击。2009年民主党鸠山上台后,力图建立以欧盟为模板的东亚共同体,引起美国警觉,不断就普天间基地搬迁问题向鸠山政府施压,使鸠山被迫辞职。这一惨痛教训使日本政客深刻认识到,日本根本无力摆脱对美国的依附和依赖;跟着美国走,是现今和未来一个时期内日本对外政策的唯一选择。


  在这种情形下,把矛头集中指向亚洲邻国,不断在领土、领海主权问题上挑战中国、韩国和俄罗斯的底线,尤其是背靠美国拉东盟国家寻求与中国对抗,成为日本政府的最佳“治国安邦之策”。因为这样做,既可讨美国欢心,在客观上配合美国重返亚太的战略,又可迎合受右翼裹挟的民意,弥补内政方面难有建树的缺失。


  1989年,石原慎太郎在他的《日本能够说不》一书中抨击了日本对美国的软弱态度,但从2005年开始,他虽然仍坚持日本不应“软弱”的观点,但“说不”对象国却由美国变成了中国。由此可见,日本政府由疏美到反华,完全是在步右翼分子的后尘。


  但实践将再次证明,无论是日本右翼分子,还是野田等日本不良政客,为了一己私利而置日本国家长远利益和中日关系大局于不顾,一意孤行侵害中国国家领土主权,最终的结局只能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把日本再次拖入罪恶深渊。

  点评:这样下去,日本右翼被人类主流彻底文明边缘化的结局将不可避免。日本人民应该认清形势,幡然悔悟,面对历史和现实深刻反省,知耻后勇,承担责任,与邻为善,重新融入国家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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