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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立君”:廉吏背后的虚矫
发表时间:2014-12-29 16:28:04 作者:admin 点击:
“独立君”:廉吏背后的虚矫
 

( 2014-08-29 ) 稿件来源:新华每日电讯 草地周刊·不动声色
 
■陶短房
 
  西魏和北周的实际掌权者,都是鲜卑贵族宇文氏,只不过西魏时宇文泰尚以大丞相名义“辅佐”一个拓跋氏傀儡,到了北周时,则是宇文泰的后人直接坐到皇帝宝座上发号施令罢了。
 
  尽管是割据兼短命的王朝,但西魏/北周为中国的清官模范名单贡献了一名流芳百世的清官典范——“独立君”裴侠。
 
  裴侠是汉人,祖籍河东郡解县(今山西解州),原名裴协,“侠”是宇文泰因他作战勇猛、功劳卓著特赐的名号。他早在西魏大统年间就曾出任河北郡(今山西平陆)太守,任上不仅生活简朴,而且推辞了按制度可以享用的渔猎夫三十人所供太守饮食费,和丁夫三十人的专供役使。在担任户部中大夫(相当于财政部厅长)时,他认真彻查贪腐,查处了多年积压的贪腐案件多起,追缴赃款“至千万”。据《北史》记载,裴侠后来调任工部,该部负责管理财物的吏员李贵因担心被严厉清廉的裴侠查处,又惭愧又恐惧,竟在办公地大哭起来,最终被裴侠允许自首减罪。
 
  据史书记载,裴侠一生清贫,临终前仍住在“不免霜露”的简陋住所里。有传说称,他在担任郡守时曾和许多其他刺史、郡守一起去拜见宇文泰,宇文泰让他单独站在一边,对其他刺史、郡守称,裴侠廉谨为公,操守天下第一,有谁觉得自己的清廉和操守能和裴侠相媲美的,可以跟他站在一起受赏。诸多刺史、郡守面面相觑,竟无一人敢站过去,结果仅有裴侠一人受到重赏,他也因此获得“独立君”的美誉。
 
  任何一个时代,廉吏都会受到当时和后世的崇敬和歌颂,据说裴侠就因为自己的清廉,获得当时百姓“肥鲜不食,丁庸不取,裴公贞惠,为世规矩”的讴歌。
 
  而反观西魏/北周对吏治也确实十分重视。据《北史》记载,早在西魏文帝大统元年(公元535年),宇文泰就责成助手苏绰等人制订了“可以益国利民便时适治者”二十四条,七年后又“恐百官不勉于职事”,增补了主要和整肃吏治有关的“十二条制”,汇总为五卷三十六条“新制”,颁行境内,苏绰本人还特别奏请颁布了“牧首令长(州、郡、县三级地方主官)非通不得居官”的“六条诏书”,自宇文泰以下都将这“六条”作为官箴,置之于左右。和同时代南朝各政权及东西对峙的东魏/北齐比,宇文氏对廉政和吏治的重视,显得要有章程、有条理得多。
 
  然而说到这里问题便出现了:既然西魏/北周如此认真,且从章程、制度上切实加以重视,那么何以突出出这个“独立君”来?如果说,裴侠任职郡守尚在西魏大统年间,此时廉政制度可能尚未完善,吏治不清,情有可原,那么他任职吏部、工部时已是北周建立之后、晋公宇文护专权时期,也就是公元557年之后,此时上距五卷三十六条“新政”颁布,至少也有十五年之久,但从记载中裴侠事迹看,西魏/北周的贪腐情况,似乎并未因“新政”和“六条”的颁布,而得到和缓。
 
  这要从源头上说起。从西魏建立到隋代北周,总共不过46年的光景,这期间有长达42年,僻处中原西部的西魏/北周要同时应对南朝、突厥和东魏/北齐的三面威胁,无时不刻处于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由于西魏/北周是由关陇集团和从洛阳西逃而来的北魏孝武帝元修少量随从、部众合并而建立的割据王朝,最初其军事、经济实力,要远逊于接收了大部分北魏“遗产”的东魏/北齐,这迫使执掌西魏/北周的宇文氏不得不选择精兵简政和集中财力的做法,“三十六条新政”固然有反腐倡廉、澄清吏治的用意,但根本目的,却在于节约有限的财力和物力。西魏和北周初期的官员编制较同时代其它割据政权简单得多,奥妙也正在于此。
 
  同样,为了实现减少政府开支的目的,西魏/北周在官员选拔和官员待遇上,采取了某些在某种程度上显得“复古”、甚至倒退的做法。
 
  为了提高鲜卑军事贵族的归附感和凝聚力,宇文氏部分恢复了北魏“百官无俸”时期分配战争虏获的制度。与此同时,西魏/北周还大力拉拢汉族世家大姓,尽管反复强调“选贤任能”,实际的做法,却是恢复、乃至强化了从士族中选拔任命官吏的旧制度,只是转为更多由宇文氏“乾纲独断”罢了。事实上,即便前面提到的、在“新政”、“六条”制度制订方面作出很大贡献的苏绰,以及“独立君”裴侠本人,也都出自世家大族。
 
  更多委任、提拔鲜卑贵族、军阀、关陇豪强和世家大姓担任各级主官,尤其担任州郡县的地方主官,更大的好处是省钱:这些有钱有势者本来就拥有可观的权势、财力,无需过度依赖官俸度日,这样朝廷就可在更大程度上实现“省费”的初衷。
 
  既然西魏/北周的用人体制和官员待遇标准都带有浓厚的经济考量,那么,被委任到各级岗位上的官吏,在上任后也往往要考虑自己的实际经济利益,并因此在不同程度上大搞“权力寻租”,以贴补朝廷规制给自己造成的经济利益损失,而朝廷出于“省费”的初衷,对此只能徒呼奈何。
 
  应该看到,尽管宇文泰、宇文护、宇文邕等较有作为的当政者,会采取表彰“独立君”等清官典型的办法,鼓励群臣的清廉之风,但这种只重正面鼓励、忽视(或无力实施)纲纪整肃的手段,效果显然只能是有限的。
 
  还应指出的是,“独立君”的事迹恐怕有所夸张:裴侠身为河东大姓,起家后能率领本家部曲参战立功(养部曲可是很费钱的),又早早封侯爵(后升公爵)、获采邑,屡屡获得厚赏,何至于穷到临死时连房子都住不起的地步?他临终“哭穷”,非但博得“一代清官”的千古美名,而且获得宇文氏“为起宅,并赐良田十顷,奴隶耕耒粮粟莫不备足”的赏赐,可谓名利兼收。
 
  裴侠在世时,曾经亲自撰写九世伯祖、汉魏时曾获得曹操赏识重用的裴潜传记,将自己的清廉归功于“祖宗功业”,这种攀附祖先、恨不得将自己的“优秀基因”归功于“家族遗传”的逻辑,是和当时盛行的士族血统论一脉相承的:即以《北史.裴侠传》中记载而言,同属“裴氏清廉家族”的从弟裴伯凤、裴世彦就曾讥讽他“人生仕进须身名并裕,清苦若此竟欲何为”,他那同样被树为“模范官员”的儿子裴祥,史书中虽闪烁其词,却也承认其在任职城都县令时“清不及侠”,他所津津乐道的、在郡守任上推辞官给役使,固然有清廉之风,但官役本是定制,即便接受也无可厚非,不靠官役即可自给有余,恰表明其家境殷实,且推辞官役,却让这些被役使的丁夫改劳役为“输调”(向官府缴纳布帛),实际上反倒增加了这些丁夫的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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