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借清兵入关者是吴三桂吗
发表时间:2014-03-09 12:17:37 作者:admin 点击:
借清兵入关者是吴三桂吗
——《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对历史真相的辨伪
 
  《吴三桂与甲申之变》,林奎成著,知识产权出版社出版
  王立群
  历史研究有三种重要的手段:一是文献,二是文物,三是逻辑。如果有新文献或新文物佐证,打开许多历史疑案往往显得非常轻松。如果没有新的文献或文物出现,那么,一些备受争议的话题便往往会一直沉睡在历史中。“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即是此类很难破解的话题之一。
  如何解决这类无新文献、新文物佐证的历史疑案?只有一种途径,即文献与逻辑联手。依靠研究者的思辨能力,运用逻辑的力量,剔除一些毫无研究价值的文献,再从靠谱的文献入手,得出新的结论。
  文献是关键,逻辑是工具。当然,单纯依靠逻辑判断有时会非常危险,因为历史常常有着研究者所不知道的偶然性。只有文献与逻辑联手才能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林奎成先生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加大了两个方面的用力。一是对已有文献的全面检讨,二是对已有结论的全面检讨。奎成先生的结论是:吴三桂没有降闯!借清兵入关者不是吴三桂!吴三桂降清与陈圆圆了无干系!
  我与林奎成先生有近四十年的深入交往,深知他的思辨能力之强。
  以往的“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之所以难于达成共识,一个重要原因是对文献的甄别不严。剔除不靠谱的文献是破解这类研究的关键之一。奎成先生为此付出了巨大努力,这是本书新见迭出的重要原因之一。其次是逻辑的力量。奎成先生于此下功夫颇深,凭借逻辑力量,此书排除了一些不能使用的文献,廓清了有效文献与无效文献各自的范围,在“吴三桂与甲申之变”研究中第一次较为系统地厘清了研判这一问题的无效文献。这是本书的一大贡献。
  如伪书《甲申日记》。《甲申日记》令当今“甲申之变”研究者最感兴趣的是其书收入五封吴三桂写给其父吴襄的“家书”。在历史书写中,日记、家书往往是最重要最可靠的文献。因此,甲申史研究者一向对此书深信不疑。但是,研究者忘记了一点:日记可以作伪。日记作伪有两种情况:一是日记作者知道自己的日记今后会出版,因此,日记书写时已有刻意的隐瞒与避忌。二是日记本身就是伪作。
  《甲申日记》属第二种。例如其书载吴三桂的第一封“家书”仅74字:
  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云:“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 大约城已被围。如可迁避出城,不可多带银物,埋藏为是。并祈告知陈妾,儿身甚强,嘱伊耐心。”
  奎成先生认为:
  四月初一日,吴襄缴到三桂廿二日书,云:“闻京城已陷,未知确否?”这就意味着至少在三月二十二日之前,吴三桂便已得到了京城失陷的消息。京城失陷于十九日,二十二日是吴三桂刚刚入关的第三天,尚在前往永平的途中。自十九日至二十二日,中间仅隔两日,通常情况下,北京至山海关七日路程,其时大顺军已经控制了京东的通州和顺义周边地面,明朝的驿传机构已经不复存在,在这样的背景下,无论如何十九日的消息也不可能在两日之内传递到山海关附近。本文前已考明,吴三桂三月二十四日到达永平,二十七日始知“故主已升遐”,因此得知“京城已陷”的消息,只能是在二十四日至二十七日之间。其实这封信本身就显出了自相矛盾:吴襄四月一日收到吴三桂二十二日的来信,即意味着这封信在途中走了十天。时差之甚,远逾常规,说明作伪者根本就没动脑子。两日之内,就得到了至少五天之后才能得到的信息,岂不荒乎其唐?
  这段辨析何其精彩!所谓吴三桂“家书”,其实不堪细考。仅时间上的差异就可证明这封信不可能出自吴三桂之手,它是一封伪家书。而此前的研究者不作辨析,以伪为真,据此而谈,岂不南辕北辙?此类精彩文字甚多,不暇细论,读者自可阅读、体味。
  该书对《甲申传信录》真伪互见的辨析,亦为经典之笔。
  本书另一精彩之笔是辨析吴三桂降清与陈圆圆无涉。
  吴伟业《圆圆曲》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几成吴三桂因陈圆圆降清的定论。此书用了三章篇幅颠覆了这一广为人知的“定论”。文学传播之于历史研究影响之巨可见一斑。历史是书写的。书写的前提是书写者的选择。面对大量“原始”文献,历史的书写者如何选择成了“历史”形成的重要因素。真实的历史并不一定能够被书写下来,书写下来的“历史”亦未必是真实的历史。因为历史从来就很难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它面临着诸多的“第三者”插足。文学即是最具魅力的插足者。因为文学通过形象传播“历史”,它远比历史更强大,更有影响力。因此,人们相信《史记·吕不韦列传》中有关秦始皇生父是吕不韦的记载,不相信《史记·秦始皇本纪》中秦始皇生父是异人的记载。人们相信《史记·赵世家》中“赵氏孤儿”的故事,不相信《史记·晋世家》中“赵氏孤儿”的记载。因为那些富有文学色彩的故事流传更广。《史记·晋世家》中根本就没有屠岸贾其人!少了屠岸贾,没了程婴、公孙杵臼,历史太乏味了!少了陈圆圆在其中掺和,历史太乏味了!
  历史研究的目的是让人们了解“真实的历史”。因此,用流行的语言表达严肃的学术研究应当成为一种追求。惟其如此,方能使研究成果为更多的寻常百姓认知,纠正文学传播造成的认知混乱。本书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探索。全书文白相兼、口语与书面语交织、学术语言与流行语言兼用,使其可读性远超传统学术研究的语言体系。
  (作者为河南大学文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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